周佛海担心；“事情是否已经暴露？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？我如果返回重庆，那就不可能出来。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，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。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”。
最后，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回复了重庆方面。
为了摸清情况，周佛海派人回到重庆。汪精卫请杨惺华带信给周佛海，决定18日赴昆明，行前还有电报给他。
16日晚10点左右，一辆客车秘密的装着汪精卫家的金银软细、日常生活用品、重要的书籍和公文，在陈国苟等护送下，离开重庆直奔昆明。
18日，预定老头子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，汪精卫可以不出席。正好乘机出奔。18日凌晨5点多，汪精卫、陈璧君，曾仲鸣等七人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，对将逃离重庆作最后一次研究。决定七个人分两批走，
1938年12月18日上午8时，戒备森严的珊瑚坝机场，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，车停后，三男一女先后下车，一个个东张西望，注视着各方面的动静。距离飞机起飞仅有5分钟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又疾驶进机场。
这一前一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是：汪精卫、陈璧君、曾仲鸣、何文杰、陈常煮、桂连轩、王庚余。
与此同时，二条与周云，还有五十名周云带来的人，也登上了飞机。他们与汪约好，同乘这一架飞机。
机场上虽然军统特务密布，对乘客严格检查，但对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一行，几个特务面面相觑，只得让他登机。
谁知登上飞机，汪精卫还没坐稳，忽然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，汪又是一惊，心想是不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们？
周至柔见是汪精卫，赶紧起身相见，陈璧君在一旁忙说；“汪先生应云南龙主席的邀请，去昆明讲演。”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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