构害社稷，欲捐身以警众。人情以论，此为以疏间亲，使殿下与圣人两不相容。大体以论，指功为贼，毁我社稷柱石，诚是大奸！”
裴守真讲到这里，眼眶中已有泪光闪烁：“卑职腆以皇命自诩，世食唐禄，在朝不能匡大国计，使皇恩不能极尽包容、不偏不倚。外事不能洞见州县之困，著奏于上。唯是妒于殿下功高权重，以毁谤国器、夸张离奇为功。但有一二正念于怀，自当下问长安百姓何以欣乐若斯，但只是偏执邪计、吝于垂问，以我狭念妄作讨伐。”
“凡此诸罪，入死应当。殿下宗家至亲，分陕重臣，行台节钺所设，所杀正是卑职这种偏执贪妄、不以匡正为功、唯以攀诬为能的孽臣！大罪愚心自知，惟乞白纸一幅，留状于此，甘心入刑！”
将心中这份真实感受讲出来，哪怕对裴守真这种自觉垂死之人来说，都是一件极为难堪的事情。他敢于为此事迹，心中自有一份忠烈、道义的信念鼓舞着自己，要让他自我瓦解这一份信念，看清楚心中那一点偏执，并将之剖析出来，无异于是对自我一次彻底的否定。
所以讲完这一番话后，裴守真已经是泪流满面，自有一份悔恨痛悟。
他这一番行为，就是用所谓皇命所使的大义去包藏自己的私心。如今朝廷中弥漫着一股氛围，对陕西道大行台警惕、对雍王警惕，认为行台霸府本就是不合章制的存在，是一个割据关西的毒瘤。认为雍王骄狂难制，身受如此浩荡皇恩，竟还不能对皇命言听计从，不臣之心已是昭然。
这样一种思路所营造出的氛围，自然让一些心存忠烈、恪守道义的臣员从内心里对雍王、对行台有一种反感与敌视，此前的裴守真，正属此列。
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，裴守真天然认为雍王截留陕西贡赋，就是为了蓄粮养兵，营造私己的势力，以期有一日悍然东归，以武力问鼎大位。
所以裴守真敢于犯颜强谏，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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